“会不会……这套密文并非单一来源？”她提出了一个新的观点，目光中闪烁着思辨的光芒，“它可能是一种‘杂糅’的产物。设计者或许博通古今文字，从不同的古文字体系、甚至不同的地域文化（如中原、楚地、巴蜀）中，提取、简化、变形了一些元素，再按照某种特定的规则组合起来，创造出了一套全新的、外人极难破解的符号系统？”
这个想法让我心中一凛。如果真是这样，那破译的难度将呈指数级上升！因为我们不仅要面对密码本身的逻辑结构，还要面对其背后庞杂的文化源流。
每一个符号，都可能隐藏着来自不同时代、不同地域的“基因”。
“那么，”我问道，“有没有可能，根据这些符号中显露出的某些特征，大致判断出它的‘主体’来源，或者说，受哪个时期的文字影响最大？”
蔡琰沉吟片刻，道：“从目前看到的这些符号来看，似乎……先秦时期，尤其是战国时代的多样化文字特征，以及部分早期道家或巫傩文化中的符印元素，体现得比较明显。隶书的简化和规范化特征，反而不太看得到。”
她顿了顿，又补充道：“但这只是初步的印象。或许……还有更深层的、我们尚未发现的规律。比如，会不会某些符号，并非表意，而是表音？就像某些早已失传的、介于意音文字和拼音文字之间的过渡形态？”
她的话语，如同在黑暗中不断投下的探路石，为我们指引着可能的方向，也揭示着前路的崎岖。
看着她沉浸在古文字世界中那专注而动人的侧影，我不禁心生敬佩。她的智慧，不仅仅在于博闻强记，更在于那种能够融会贯通、触类旁通的灵性与洞察力。
若非有她在这古文字学的领域为我披荆斩棘，单凭我那些数理逻辑，恐怕早已在这天书般的密文面前束手无策。
虽然古文字学的探索，也未能立刻找到破解密文的钥匙，但蔡琰的分析，为我们提供了极其宝贵的背景知识和文化参照。
她指出了密文可能的来源和特征，将我们的注意力引向了更古老、更多元的文化领域。
这就像是在绘制一幅巨大的藏宝图，数学分析勾勒出了大致的轮廓和坐标，而古文字学的探索，则开始为这幅地图填充上山川、河流、以及那些可能隐藏着宝藏的古老遗迹的标记。
我们离宝藏还有多远，尚不可知。但至少，我们不再是完全的盲人摸象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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