但这道精心设计过的平衡在正统年间被明英宗朱祁镇打破。
土木之变后，一方面，京营主力全军覆没，为了能在短时间内调动足够的军队并形成一定的战斗力来保卫京师，朝廷不得不开了募兵制的口子。而在看到募兵制的优点之后，这项制度的推广使用也就不可避免。
另一方面，由于英宗本人的原因，皇帝对京营的影响力日渐减弱，渐渐的导致京营变成了皇帝、勋戚、文臣三方角力的场所，这是后话。
到了万历朝，募兵制已经走向高峰，并涌现出一批依赖募兵制获取兵员的名将。如戚继光之“戚家军”、俞大猷之“俞家军”，乃至李成梁的所谓“辽东铁骑”，无一不是募兵制的产物。
但随着军队规模的扩大，募兵制的弊端也暴露无遗。那就是巨大的开销。要知道，募兵制下，平均一个士兵耗费的粮饷，抵得上卫所制的一二十名士兵。
考虑到明朝的财政收支情况和国土面积，这项制度根本就不存在大规模推广的可能性。
所以权衡之下，朝廷上的大人们最终选择了维持卫所制。
而卫所制能被朱元璋选中并在大明推广使用三百多年，自然是有它的非凡之处。
其优点就在于用极少的财政支出就能支撑起大量的军队。但坏就坏在，老朱把军户搞成了世袭制，也就是说，你爹是军人，你生下来就注定是军人，跑也跑不掉。
明初一直到仁宗时，武将勋臣们地位都不低，连带着武职的含金量也相当之高，当兵是实打实的荣耀，又有屯田的保障，所以能够被编入军户吃皇粮也算是一件好事。但时过境迁，随着武将勋臣们的地位一天天被文臣们压制，尤其是随着国家财政的渐渐崩溃朽烂，粮饷没办法按时足量发放的时候，军户们就倒了血霉了。
而雪上加霜的事情在于，随着吏治的崩坏，军官们纷纷霸占卫所的屯田，当起了大地主。普通军户们不但要当兵，承担军事义务，同时还要给长官当佃农和长工。
如果是农户，还可以向州府衙门伸冤，让那些读书人出面讨回一点公道，但军户是军人，根本没有这个权力，只能含垢忍辱、苟且偷生。
除此之外，万历以来，先是万历三大征，打日本、打播州、打宁夏，尔后是万历末年的萨尔浒之战，再到天启年间奢安之乱，以及最终终结了大明王朝统治、持续了近二十年的明末农民战争。七十多年来的连绵征战，当兵的九死一生，还得自备干粮，抚恤和军饷又不知道什么时候能到，长此以往，愿意当军户的人越来越少，逃籍的越来越多。
逃籍的多了，当兵的自然就少了。若是平常还好，反正粮饷是按照士兵的人头数发放，军士越少，军官们能上下其手的空间也就越多。如果有上级来检阅，军官们便会联系泼皮流氓等“临时工”来充数，等上级一走，这些“兵”自然也就消失的无影无踪。
这种上有政策下有对策的玩法，太平年代糊弄个得过且过自然是没有问题，可一旦发生战事，军队要出征，这就出了大事了。
明面上的一万军户，实际可能也就五千丁，能出动的保不齐也就三千人，这三千人里面能保证基本战斗力的可能也就七八百人。
所谓数十万大军，尽皆是这种情况，那还打个什么仗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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